在招商引资的热潮中间，各地政府都愿意引入规模巨大的投资项目，以便增加本地的GDP出政绩。
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宏观控制的失误，曾经带来能源供应的极端紧张，特别是电力供应非常突出，因此顺理成章地就要进行“政策倾斜”。发电企业一般都是投资规模巨大的项目，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火电站，年产值往往要超过20亿元，是特别能够出政绩的“捷径”，深得各地政府官员喜欢。
由于电力生产行业的特殊性，产品销售对象非常单一，就是提供给电网公司，然后再由电网公司通过电力线路网络分销给直接的消费者。因此投资者的收益，将直接取决于电网公司的出价，只要出价不低，电力投资将没有任何风险，稳赚利润。由于出政绩的愿望很强烈，各地官员招商引资的热情很高，为了吸引外资进入发电行业，官员们通常要参与投资方与电网公司的谈判，帮助获取有利的价格。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了一个以“经济杠杆”去调节供给的正道，国家也当然地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倾斜，这个政策刚刚好迎合了各路诸侯出政绩的“小九九”，许多大电站就迅速建设投产了。
在武汉，想当年电力局向我们按每千瓦时收费0.27元的时代，许多合资电厂的上网电价已经就超过了0.30元，考虑到整个电网有8－10％的线路损耗，电网公司的巨大运作成本和人员工资，实际上每帮助合资电厂销售一千瓦时的电能，电网公司就要亏损0.15元甚至更多。
我们知道，实际上电网系统各个机构都没有亏损，不管集体还是个人的效益都很不错，这个奥秘究竟在哪里呢？如果全部发电行业都由合资（或者独资）电厂组成，显然电网公司在“卖价低于买价”的情况下，必然要出现巨额亏损的；在实际运行中间，电网公司的赢利和成本分摊，都来自发电行业中间的国企了。在合资电厂价格高出卖价的时候，国有电厂的电力上网价格却十分低廉，不到合资电厂的一半，一些老的水力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长期只有几分钱，靠了这一部分“低价电”的支持，合资电厂的暴利和电网公司的效益，才有了最后的着落。
早期发电行业的情况是合资电厂少，国有电厂多，这样电网公司的加权购电成本相对比较低，因此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时期的“低廉”电价。由于各地政府都愿意兴办合资电厂，外商在高利润低风险的诱惑下，也格外愿意投资中国的发电事业，所以新建的基本上都是合资电厂，它们在电网中间的比例节节攀升，从而在整体上拉高了电网公司的“购电成本”，相应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节节上升的用电价格了，仅仅在几年的时间之内，武汉的用户电价就上升了一倍。
实际上大陆火电的上网电价，已经高于台湾使用进口煤炭发电的价格，由于投资发电行业的利润丰厚风险极低，许多官商也大量介入。在电网的购电谈判中间，一个通常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官员大量参与谈判，并且是站在投资方的立场上，由于发电行业的膨胀过程本身是与政府权力高度紧密结合的，结果强化了“生产者主权”，消费者只能是被动接受节节攀升的高电价，这一现象并非传统体制的弊端，而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操作后果，是在市场价格信号刺激下外商获得了优越的谈判地位。投资方的谈判地位，本身是中央政府把考核目标定位在“GDP化”、地方官员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政绩目标）、外商追求高利润和低风险投资机会、电网公司在官员参与谈判下让国企给外商输血的扭曲价格信号刺激四大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使适用的是典型的“用价格杠杆管理经济”，这是主流经济学长期鼓吹、要通过改革来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作用。主流经济学家们拒绝考虑权力在市场条件下，是否真的能够闲置和“退出”的问题，即便是出现了今天这样严重的问题，权力参与市场并长期只支持一个方面，这本身是市场参与主体谈判地位的机构不平衡决定的，但是主流经济学也仍然拒绝对抄袭来的西方理论作出起码的反省，继续一味地叫嚣政府退出，这本质上是纵容权力为市场强势群体服务。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像火力发电厂的兴建，需要进行运输能力的平衡，需要相应的铁路或者水运投资配套，因为一个120万千瓦的火电厂，年煤耗量在300万吨左右，这样大的运输数量，如果不进行统筹安排，事先平衡，积累下来就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而合资电厂的兴建，投资方根本不可能愿意考虑这样的问题，而仅仅对GDP政绩很敏感的地方政府，通常也不具备与铁道部和航运部门做交易的平等地位，不愿意去为此费心劳力，回避并放任问题的积累是一个普通现象；特别地由于任期制的引入，没有几个官员愿意考虑几年以后才出现的困难，结果把这个严重问题积累了20余年，今天已经非常明显了，近两年缺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煤电运输方面的困难，内在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人愿意主动关心和承担相应运输能力扩容的投资。
本来，投资电力供应，一度是非常旺盛的，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投资方追逐的热点，朱鎔基任上开始终结原先的“倾斜政策”。这一决策有两大原因：一是由于合资电厂在电网中间的比例节节攀升，国有电厂的比例下降，利润由国企转移到私企的空间已经告罄，电网只能是转而依靠提高售电价格来兑现对外资电厂的高利润许诺；二是用户电价的节节攀升，也引发较大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消费电价已经接近国外水平，深圳等地的私人用电价格长期高居不下，甚至大大超过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投资方与电网公司的价格谈判过程，极大地强化了投资方的讨价还价能力，逐个地许诺给跨国资本以高利润，政府官员在出政绩的愿望下，已经成为侵害中国广大消费者利益的重要砝码，有悖于政府的一般行为规则。
有人说中国最近两年的电力紧张是政府决策失误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仅仅低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许多人从单位产值的能耗指标出发，说中国的经济要提高效率，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至少达到与印度相当的水平；另外的人说中国要实行产业升级，不能再搞高能耗产业了，这两者都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到深层次的严重问题。
中国的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实际上与电网售电价格飙升的内在作用机理一致，都是权力的无节制地参与并影响资源流动的结果，是典型的权力市场化作用的后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权力的滥用还广泛受主流知识精英从西方抄袭而来的强大意识形态的背书，自动地屏蔽了权力市场化视野，这严重妨碍了人们正确看待中国的实际问题，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实际上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畸形发展”，高能耗产业实际上主要是钢铁、建材等行业的恶性膨胀结果，这两大行业的膨胀，又是受到房地产业和大量的政绩工程支撑的结果，政绩工程是直接的掌权者对于政绩的追求，而房地产业则是官商结合的典范领域，目的是把土地资本化并共同瓜分土地资本化的收益。房地产业的畸形兴旺，实际上服从于现任官员要尽可能在任期内把城市土地大量资本化的愿望，是商人和官员一起共同动员巨大的金融力量去支撑这一恶性膨胀的行业，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润滑剂”则是无节制的贪渎热望。
特别要指出，今天中国城市房地产业的兴旺，恰恰无助于解决多数人的住房紧张问题。这个产业的发展到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是服从于少数权势集团攫取巨额社会剩余的需要，以后的住房问题将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再是此前的“供应不足”限制。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将永远不可能实现“居者有其房”的愿望，就今天大学生的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看，90％以上的人不可能再得到住房了，房地产业的兴旺拉动了中国高能耗产业的恶性膨胀，同时也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结构性住房短缺”。今天的房地产业发展，仅仅服务于少数人获取暴利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产业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任其自发跟着权力市场化态势去膨胀。而相应的电力短缺问题，需要在这个角度下去求解，换言之，“解决电力短缺”的思路，不是让发电行业继续“畸形膨胀”，而是要在大力压缩畸形发展的高能耗产业的方向上去解决。这就需要从源头上治理，把受权力恶性市场化的高能耗产业降下来，借以压缩电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