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让西南的电也要改变了方向。
往年“西电东送”的电力占到广东省全省用电的30％左右，其中水资源大省云南贡献巨大。但干旱让没享受多久“西南电力输粤”的广东，被迫准备“粤电反哺输西南”。由于水位下降，云南对广东的输电量正急剧萎缩。
为干旱纠结着的不仅仅是中国。
由于旱灾，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指责中国在湄公河（我国境内为澜沧江）上游修建水坝导致了东南亚干旱，从而影响了他们农业和居民用水，以及这一两年从中国转移到湄公河经济带的欧美投资企业的工业用水。
其中，越南和泰国质疑声最大。旱灾让这两个稻米出口量占全球一半的国家损失惨重。4月3日，这几个国家将在泰国开会，就上述问题进行协商。中国决定赴会，并提前做了安抚：中国也是受害者，西南五省份粮食产量占全国总量约16％（2008年数据），一旦旱灾延续至5月并影响春种，将令2010年全国粮食产量急速萎缩。
城市恐龙
昆明的呈贡新城。当记者上周末造访的时候，这里除了建筑工人、美轮美奂的政府大楼，和崭新的高层公寓外，宽阔的马路上不见车辆，银行支行里也不见客户。
《华尔街日报》曾经直言，这是一座用巨额资金堆起来的空城。
呈贡新城于2003年开始兴建，新城地点选在了昆明市区三十多公里外，专门开建轻轨直通。2007年，政治明星仇和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呈贡新城的建设迅速推进。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网站上的数据显示，云南全省经济建设支出完成257.5亿元，其中用于建设昆明呈贡新区及医疗机构建设的达21.8亿元巨资。而同期对水利水电设施建设的资金只有1.44亿元，而且，这其中的大头还是在水电而非水利建设上。
进入到2009年，云南从中央四万亿经济刺激资金中拿到了一些，去年中央财政返还和各种补贴的资金也有1000多亿元，财政部发的2000亿元地方债券中，云南也拿到了80亿元左右。
云南省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云南从国家四万亿投资蛋糕中拿到的钱，大量资金还是要配合中央保民生保增长扩内需的政治要求。而对农民和农业来说最重要的公共设施——水利灌溉系统，不仅公共财政投入乏力，由于没法看到立竿见影的投资效果，很多民间资本不愿意涉足这一投资领域，这就造成云南此次应对大旱十分被动。
城市扩张的脚步不仅吸纳了政府的投资，有时甚至直接踩在了农村的灌溉系统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朱晓阳通过调研发现，沿着滇池东岸从北向南直插向昆明的呈贡新城的城市大道——昆洛路对昆明的水利系统影响巨大，最典型的是它毁坏滇池东岸自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挥作用的小新村灌溉系统。
朱把这种城市的巨型膨胀及其不可持续性称为“城市恐龙化”。
小新村所在的昆明官渡区的一个农民告诉本报记者，当年村里的水利设施修建得很好，但随着昆明大力城镇化，村子里的土地被征用来建设商品房，昆明市区开盘的楼盘，新盘已经都在一万五以上了。官渡区的房价也已经是七八千元，村民们说，由于靠近呈贡新城，房价还会涨。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盲目大跃进吞噬着既有的水利系统的情况正在整个西南地区上演。
遵义市是贵州水利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此次大旱中全市14个县中有6个县城、202个乡镇和集镇不能正常供水，水利设施缺乏、老化和损坏严重的矛盾在常年累积之后，演变成了工程性缺水难题。
对于这种扭曲的公共财政投入现状，各方心态复杂。正如仇和在昆明截然不同的口碑：他是个政客，就知道拆迁搞城建修路造GDP；他是个好官，一年内修好了一条预计要三年才能修好的立交桥，大大缓解了昆明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水利欠账背后的无奈
财政投入的失调带来了惩罚。
因缺水、缺电和水泥供应短缺，云南上百条在建二级公路等交通建设项目进度放缓。由于缺水，西南大多数水电站停止发电，不少企业受到影响。其中不乏云南铜业、云南铝业、罗平锌电、华联锌铟等国内大型生产冶炼企业，基本涵盖了当前三大上市有色金属期货品种铜、铝、锌的生产。资本市场预测，西南地区旱灾将引起市场对于产量供应紧张的预期。云南抗旱指挥部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干旱每持续一周，损失就增加20亿元。
“此次大旱彰显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财政缺钱是主要原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边明社认为，云南有自己的无奈之处。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云南是典型的烟草财政。烟草对财政的贡献高达70％以上，一度将云南的财政收入排名送上过全国第四。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烟草消费税全部上缴中央，烟草增值税的75％也归中央。两大税收的中央返还少得可怜。这逼着云南各地方政府针对烟草开征城市建设税，但收不到多少钱。
财政乏力逼着云南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物产业，如文山三七等药材企业，还涉足花卉等绿色经济领域，但这些领域目前只能算是“初具规模”。
“调整产业结构带来的财政增加很有限，云南被逼围绕资源大力发展铜业和铝业等资源型工业，做大了云南铜业和云南铝业等企业。”上述云南省官员说。
贵州也因为酒财政，陷入了同样的尴尬。
公开报道显示，贵州六盘水水城县的河流，因为开矿以及其他重金属的污染，水已经污染到不能再饮用。河里的水掺杂了大量的煤，舀起来晾干后可以当燃料做饭。
这种被逼走向资源型工业道路的经济发展模式正不断地在西南地区复制着。众多被“西南煤都”的矿业毁坏了的河流、地下水已经无法发挥作用。
除了从水电等自然和矿产资源中榨取GDP，西南特有的地理和气候资源也被用来换取GDP的增长。甚至有人将西南大旱的祸首归结为在云南和贵州种植桉树的印尼金光集团。
这种世界银行基本上停止了投资贷款的速生林，在云南和贵州大面积种植。
向资源型工业道路转向的无奈，最终被这场世纪干旱打出原形，弊端毕现。“从长期来看，资源型工业模式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会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工业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另外两驾，消费和进出口贸易的贡献越来越有限。”边明社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省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大于投资和出口，而云南目前还困在老路上奋力突围。
正是这种对投资拉动经济模式的路径依赖，让财政收入本身就很羸弱的云南，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上，无奈地向投资建设领域倾斜。
身份迷失
“在中国的大工业链条中，云南工业总体上扮演的角色还不够显眼。”在边明社看来，云南经济的上述宿命，跟云南先天的经济和资源禀赋有关。
西南地区是全国名副其实的丰水区，这次重旱区云南的水资源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但水资源分散，开发凌乱，没法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例如，云南是是很多大江大河的源头区，水力资源丰富，但开发受到很多限制。国家发改委对云南的定位是生态功能区有关，大跃进式的水电开发不受中央政府鼓励。
而且，这些大江大河多半不是云南乃至中国所独有。对于共有资源的开发存在很多争议和利益冲突。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对于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澜沧江）的水电开发行为抱怨甚多。
云南区位优势明显，处于“9＋2”泛珠三角经济圈和“10＋1”东盟自贸区的结合点上。
早在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构想，建议围绕湄公河（中国境内为澜沧江）加大中国西南诸省和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的云南一度被当作GMS实施的主要对接省。
但云南希望打造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进出口加工基地的设想已经被糟糕的边贸互补现状击得粉碎。东南亚的农业结构跟西南诸省颇为相似，产业互补性差。这几年云南的目光更多的是集中在和广东广西的两广合作上，承接珠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相反，缺乏区位优势但却具备强大工业经济优势的广东，成为我国对东南亚进出口贸易额最大的省。
近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推进中，云南再次面对身份缺失的尴尬。自从东盟博览会落地广西后，云南的昆交会越发冷清。
尽管云南一直提出要做“两强一堡”：绿色和民族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但在现有的官员GDP考核机制裹挟下，云南并未放弃在中国大工业的产业链条上，去争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2004年时规划在云南境内的怒江大坝就是个雄心勃勃的工程，只不过最终因为生态压力搁置。
在2008年能源价格大涨的经济形势下，西南诸省再次考虑吸引各大电力公司在西南各大江河的干流上开工建设大量的水电站，其总装机容量相当于八个三峡工程，最后也被高层叫停。
但随着中国能源问题日渐严重，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得微妙，转而支持雄心勃勃的水电建设计划，将其作为煤电的清洁替代能源。
在经济和政策禁锢的铁链被豁开一道口子后，云南和西南诸省被锁定多年的投资冲动似乎已经看到了冲破牢笼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