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国外环境治理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环境在一定阶段内受到危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环境态势又出现良性逆转。中国又是怎样呢？
“现实对数据提出了质疑。”周宏春，这位中国环境科学会环境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毫不客气评价中国环境现状。
此前，官方一直对中国环境问题小心翼翼评价。2007年，中国环境公报以显著篇幅表示：这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首次出现‘拐点’，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实现双下降”，“多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拉开序幕”。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所有人怀疑“拐点”的真伪。
公报发布两年后，2009年官方媒体称，中国政府在6年内投入了910亿治理污染最严重的“三江三湖”，但水质仍然较差。以太湖为例，水质“连降三级”：从上世纪80年代的Ⅱ类水为主下降至Ⅴ类、劣Ⅴ类。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0年到2008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1010.3亿元上升到4490.3亿元。可以说，中国走的是一条昂贵的治污路线。
即便投资巨大，与此相伴的是环境突发事件明显增多。此外，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次生环境事件也在明显增多。“就整个环境质量、环境事件的爆发概率来说，拐点还没来临。”周宏春说。
2004-2009年中国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
拥抱重化工
环境污染拐点还没来临，原因在于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其基本逻辑是工业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中重工业快于轻工业。
国际上常见的工业化基本过程是：以轻纺工业起步，中期阶段进入重化工业，之后进入到后重化工业阶段，最后进入知识经济阶段。
然而，中国却及早走上了一条重化工发展之路。2004年1月20日，中国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即表示：“中国工业正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正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
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更快地转向知识经济和服务业，或许中国将走上另一条曲线。但这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人们看到的现实是：大量投资涌入能源、
交通和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第二产业比重被持续推高，2000年首次超过50％，其中重化工所占比重为59.9％。次年，重化工所占比重首次超过60％，达60.5％，2003年跃升至64.3％。
这一势头至今不减。2009年，重工业生产增速比轻工业高出4个百分点。这次拥抱毫不轻松，它带来空前的环境和公共安全挑战——主要的能源、化工和重工业制造行业中，废水排放占据总量的50％以上；固废排放占据总量90％以上，并且在过去几年中持续增高。这种模式更为今后调整产业结构埋下隐患。
环境污染转移 强大的重化工业拉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沿海地区的环保产业政策收紧，污染产业正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可以说，全国进入环境事件高发期。
从全国来看，“双三角洲”——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走在前面，却进入了新的环境困扰——重金属问题突出、水源安全性面临挑战、垃圾围城引发公共治理危机。
中西部积极承接东部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作为拉动经济的引擎，同时也步入了环境窘境——化工泄漏造成流域污染、密集工业超标排放。
从环境敏感区域来看，中西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得多，稍加扰动就可能发生剧烈影响，而且不可逆转，比如已经出现的局部荒漠化、水源地污染问题等。加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对弱，人才、技术优势不强，具有更高的环境风险。“现在不是要不要产业西移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西移，要提高产业转移的环境门槛，承接产业因地制宜，而且政府要做好环境规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邹骥说。
还需10年？
中国离真正的拐点还有多远？
目前，经济增长与环境扰动的关系曲线上升态势很难扭转。邹骥认为，依据现在的环境压力，环境污染高发“可能还要持续10年、20年时间”。
要让拐点更快来临，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然而，以产业结构调整成效的重要指标——第三产业的比重来看，第三产业比重在2000年以前一直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0年的33.4％，但2000年以来处于徘徊状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看来，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变化，应该在2020年以后。那时工业、原材料、制造业产能趋近顶峰，不可能大幅再增，在这一水平上保持一段时间，更多的投资逐渐转向服务业，转向提高能效、改进技术的相关产业，到2035年前后，第三产业比重可以达到55%－64％。
这也意味着2020年极有可能是一个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