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中国参与3G标准至今，18年来，多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和运营商成长为行业排名前列的国际巨头，其中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的海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国际市场上，它们面对的是完全的市场竞争。
以营收计算，2012年起华为已是全球电信设备企业的第一名，其中70%以上来自国际市场，2014年，华为在利润上也追上了自己的对标企业爱立信。这一成就弥足可贵，因为只在国内市场做大而未经国际竞争历练，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华为的成功源于持之以恒的技术投入，从创立之初，华为就制定了研发投入不低于营收10%的制度。目前，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2014年，华为研发支出408亿元，研发占比14.2%。
研发投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被称为企业研发强度。研究表明，研发强度小于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勉强维持;达到5%，企业竞争力方有保证。在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平均研发强度普遍在2%以上。其中日本3.57%(2009年)，美国2.93%(2007年)。
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营收2000万元以上)的研发强度仅为0.93%，设立研发机构的只占19.8%，这一数据说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尚未建立研发是生存之本的意识。
事实上，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哪怕是与华为齐名的联想集团，研发强度也只有一年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过去十年，联想累计研发投入44.05亿美元，尚不及华为去年一年的研发支出。
这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华为的路越走越宽，而联想的日子却越过越紧。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感慨说：“靠毛巾拧水拧出利润是迫不得已、是挣扎，必须在关键领域有核心技术。”
华为的成功不仅来自技术突破，还来自企业管理水平的突破。华为2014年轮值CEO郭平曾在当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总结：华为之所以能从2005年之前的偶然性成功，到近年来的必然性成功，是因为华为自1999年起与IBM等顶级咨询公司合作，耗资几十亿美元，系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软件和管理方法，并恪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管理变革指导思想。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许多企业尤其央企，研发费用快速增长，但研发产出却不能同步增长。
与企业研发强度相对应的是国家研发强度，这是指一国研发支出占该国GDP的比重。中国这一指标在过去十年有了长足进步，2013年首次突破2%，与多数发达国家差距已经不大。目前的问题，一是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二是管理水平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结构方面，目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四分之三，但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全部用于产品开发，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3%(2011年)。但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产品须在基础研究储备中提取“资本”，大部分难以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往往都能在基础研究领域找到答案。没有基础研究打底，开发层面也难有大的突破。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企业的专利拥有现状上。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有飞速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201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但是，中国的专利以技术含量不高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2012年末，中国发明有效专利占国内全部有效专利的比例仅为15.7%，世界排名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3.5%。
市场失灵本该由政府之手来矫正，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恰恰不足。高校与科研院所获得的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R&D经费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发达国家基本保持在10%以上，其中美国在18%左右，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超过25%。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力的形成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有近五百年的科学传统，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有近150年的科学传统，这些传统直接对应在了各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上，反映了各国的科研实力。
自1901年颁发首届诺贝尔奖至2014年，世界各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共有 588人，其中美国占45.4%，美英德法四国占75.5%。日本16人获奖，和瑞典并列第五。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无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二战”废墟上重新崛起，在绝大多数重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上都赶上欧美各国，实现了百年来的夙愿。《中国制造2025》制定了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目标。站在历史的维度，这个看似长远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个时间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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