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变革之力让“数字之都”超越想象

  浙江嘉善西塘镇，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座智慧健康小屋在此落户。5G网络覆盖了水乡风格的白墙黑瓦，串联了10多台数字化自助式体质监测仪，也让西塘镇完成了与上海健康云的链接。每天，总有几十位老人陆续前来，如果感到不适，或测出异样，他们很快能在家庭医生指导下，向上海医生远程问诊——数字化武装后，这个基层网点成为长三角医疗一体化迭代的前沿，并探索出跨域诊疗的新模式。

  数字化正在对社会的运转方式和逻辑产生颠覆性影响。如果只把它当成一种工具，那就会错过它对催生新治理模式、新产业格局、新管理规则的作用。对于上海来说，未来要想在全面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除了“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还必须坚持“革命性重塑”的原则。

  前所未有的尝试

  上海市委、市政府今年1月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将数字化的革命性重塑效应，归纳为“流程再造”“规则重构”“功能塑造”“生态构建”等方面。无论如何，“重塑”就是要作一些前所未有的尝试。

  总部位于浦东张江的汇纳科技，是一家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实体商业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它为数千家购物中心、数万家品牌零售店搭建了数字化客流分析系统，为经营者提供消费趋势的数字化洞察力：卖什么、怎么卖、谁在买？随着能力的积累，汇纳正计划与部分商业中心客户一道，尝试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让它们从过去按面积或是按销售额收租、转向“按客流收租”。实际上，这种模式的核心，基于利用数字化新技术营造商业的新规则，让商业中心的经营重心从店铺转向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体验。汇纳总裁丁遥说，根据如今消费者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习惯，“客流计租”无疑是更科学、更公平的。

  同时，数字化创新的火花也在围绕政府而闪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扬勇提出，鉴于数据正成为数字经济关键要素，政府可以探索培育“数据财政”——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方式，比如无偿提供公共服务、建立数据储备，或是设定公共数据专营制度等，由政府为社会提供数据领域的公共产品，并对数据流通和经营活动征税。他认为，此举可以进一步优化数据要素的配置环境，创新财政工具和机制，发挥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支柱性作用。

  通过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数字化对社会的重塑，有时会超越普通人的想象。事实上，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打破过去的思维定势、在新的维度上对未来给出颠覆性思考。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盛雪锋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工业革命中洗衣方式的进化，人们需要的，实际上是洗衣机式的质变，而不是改良出一块电动搓衣板。

  倒逼背后的新理念

  在推动变革、鼓励创新方面，数字化的“重塑”很多时候是一种“倒逼”，是对以往的痛点堵点作反思之后的创新。

  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在过去两年成功借助大数据倒逼出许多政务服务和审批流程的再造与优化。比如，为实现大幅度的“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全市各部门普遍推进包括并联审批、内部调取材料、取消不必要环节等方式。整体上，“一网通办”重塑了政府的行为方式，从“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从“以部门为中心”变为“以市民、用户为中心”。

  企业面临的局面也非常类似。上海电气集团过去几年率先尝试数字化转型，打造“星云智汇”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集团和子公司的数字化能力，优化决策、管理、制造的智能化水平。事实上，这些改革，就是更快速、更敏捷、更高效地响应用户需求，实现企业从产品到产品体系、从单一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电气的数字化转型虽然需要大笔投入，而且没有经验可循，但如果不转型，却会有更大可能失去下一轮发展机遇。

  流程再造、规则再造、功能塑造、生态重建——说到底，数字化转型背后的比拼，是看谁能在发展中更好顺应新趋势、形成新理念。而与数字化的不确定性相比，不转型的风险更确定，更难以忍受。

  复旦大学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说，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形态、手段、模式、理念的转变。以组织形态为例，如果说过去更多的是科层制、碎片化、垂直的金字塔型结构，那么，现在则逐渐向扁平化、平台化、去中心化、共享开放的形态转变，这种理念质变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协同治理等新的商业模式和治理模式。

  重建生态重归平衡

  要充分激发数字化对社会的革命性重塑效应，就必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平衡的数字化治理生态；既不能纵容“野蛮生长”，也要避免“有形之手”伸得太长，关键是要仔细把握其间的度。

  近阶段，类似大数据杀熟、数据歧视、隐私保护不力等问题频繁被社会关注。对此，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所处的数据生态因垄断等问题而出现失衡。他认为，为了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商业推动、社会共治等方式，推动数据更普惠、更公正、更透明、更安全。

  另一边，城市数字化转型，也会面临因为法律法规滞后而引发的“非技术壁垒”。为此，许多专家认为，政府对技术、模式、业态等创新，要更多拿出包容审慎的态度，通过“监管沙箱”等方式，创新支持机制，消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性门槛。

  建立开放、平衡的数字化生态，最终的落脚点或许还要放在厘清技术与人的关系上。郑磊说，城市数字化转型不是让人围着技术和数据转，而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这样，数字化才能真正“赋能”而不是“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