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利用外资是不是多了？觉得中国对外投资应该开始发力了，达到持平甚至超过吸引外资。”1月27日，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提到外界对利用外资方面的不同看法。他表示，从规模上看，中国吸引外资不是多，而是少。
王受文指出，中国吸引外资环境不断改善，外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他列举数字说，去年我国利用外资1300多亿美元，美国利用外资是我国的3倍左右，有的时候甚至超过3倍。“美国GDP比中国多50%左右，但是吸引外资是中国的3倍。我国外资总额占GDP比重只有1.2%，印度吸引外资占到GDP的2%左右。如果算人均，我国人均利用外资水平更低了。
这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过去一年，跨国公司纷纷以各种形式退出中国，比 2016 年还要集中。
外企人力资源机构万宝盛华的雇佣前景调查报告显示，从 2010 年开始外企的就业景气指数不断下降。2010 年第四季度时，外企的雇佣前景指数是 50% 以上，到 2018 年一季时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 9%。
对监管环境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美国互联网公司可以拿下全球几乎任何市场却怎么也进不了中国。但同时，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也都没法将产品弄出海外市场。
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年变得更加严峻，并且更严格的监管和法律制度已经覆盖了更多的公司，不止是跨国公司。麦当劳中国的特许经营化（这其实与美国总部保持了一致的策略）；可口可乐罐装厂的剥离（它在全球都在抛掉这一包袱）；朝日退出中国市场，都被附加上了对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2014 年，几十家欧美和日本公司，包括葛兰素史克、三星、大众、戴姆勒、微软、高通等受到突击性的反垄断调查，以及随后偷税漏税方面的审查，也被视为是对跨国公司不利的政策信号。
而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甚至在 2017 年年底表示，由于中国市场准入、网络安全、企业党组要求以及法律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德企对扩大在华投资的意愿有所降低，也可能迫使一些德国公司考虑离开中国市场。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抱怨中国的商业环境，他们越来越清楚的一件事是：以为一来中国就算找到了增长引擎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按纪源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士豪说法，“（外企）光进入市场是挣不到钱的，但如果能帮中国政府实现成为增长模范的目标，你也将实现自己的目标。”
2010 年 10 月，乔布斯发给几位高管的来年战略邮件里说，中国可能是接下来的突破口。但前提是，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也是那一年，中国地区的 App Store 应用商店第一次根据政府要求下架应用。苹果发言人当时的回应是，“我们遵循当地法律。不是所有应用在所有国家都能上。”
2017 年 12 月广州举办的《财富》论坛，苹果的 CEO 蒂姆·库克再次强调了这种态度，对中国的法制表达了尊重。“当你进入一个国家、参与市场竞争，就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应该把你想要的法律法规带进来。”
5 个月前，苹果宣布投资 10 亿美元在贵州贵安建立数据中心运营 iCloud 服务。按照中国 2016年的网络安全法规定——技术公司的数据必须留在中国。2018 开年后的最新消息是 iCloud 服务交由中国公司运营。
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其会员邮件和手机应用软件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目前中国多个部门已对万豪酒店采取措施并立案调查。对此事件，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中方有关部门已经对此作出了处理，你所提到的这家企业负责人也已公开致歉。我想强调，香港、澳门、台湾、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这也是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兴业、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循。
还有觊觎电动车市场的汽车公司们，因为要求必须在中国制造电动车，通用、大众、福特、日产等车企都在匆匆与中国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么搞清楚如何继续参与，要么就是撤离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管是对于选择留在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还是寻求全球化的中国公司，不确定的政治走向都在影响着他们在中美两个市场的未来发展。全球商业规则正在改变。
供应链升级导致制造业转移
全球供应链中心来自于“世界工厂”的升级和演化。长期以来的“世界工厂”发展在中国建立起了大量的生产制造能力，比单个厂商的产出更重要的是，围绕关键产业环节形成的产业集群，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了重要的系统价值。
在成本敏感型的制造类企业从中国迁往更低成本的东南亚和非洲时，有众多规模巨大的产业链却难以迁出。道理很简单，单个工厂好迁，产业链迁移很难。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推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多个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从“世界工厂1.0”向“2.0”、“3.0”、“4.0”升级。
来自不同地方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经由全球供应链进入成品生产，全球供应链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接近80%，其中包括约12万亿美元的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
实际上，全球供应链是全球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
渣打银行此前公布的一项研究称，未来10年里，全球供应链性质的改变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身为最大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的中国，将剥离很大一部分低成本制造业。
低端制造业向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也说了有好几年，尤其是服装产业，2012 年左右，印度尼西亚就超越中国成为了阿迪达斯全球产能最大的制造国家，越南在大约 2010 年就成为耐克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而优衣库最新的计划是 2018 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启动衬衫等服装的试生产，针对欧美市场出口。
《经济学人》曾报道，自 2001 年至今，中国制造业工人时薪的年平均增长高达 12%。德勤在2016 年发布的报告也称，自 2005 年以来的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
除了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地价等都已经纷纷上涨，加上中国近年来对招商引资不再迫切，减少了很多外资的优惠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叠加式增长，都使得“中国制造”不再便宜。
经济发展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政策和法规的变化（包括税收政策，产业转型，新劳动法的实施等等）都是诱因。但是产业转移也不能与“撤离中国”划等号。因为除了向外转移，部分企业也在从沿海向内陆转移。比如富士康在重庆和郑州新建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对劳动力成本敏感的产业离开中国的同时，一些相对技术密集的产业也正在进入中国。
政府侧重于努力推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2015 年 5 月颁布的《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计划，被《纽约时报》评为引领未来科技的雄心：“北京试图在十年内主宰包括先进的微芯片、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在内的大量尖端科技。并且中国正在谋求让全球最大的一些科技主体参与其中。”这势必会带来资金和政策上的倾斜。
展望2018年，王受文认为，外贸会继续保持回稳向好的势头，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是，全球产业布局面临调整，新的价值链还没有形成，使得全球产业布局的步伐较慢。二是，不确定因素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某些经济体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三是，我国传统行业竞争力在弱化，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转移，或者这些产业虽未转移，但新增订单在转移。四是，从规模上看，我国吸引外资还相对较少，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值得高度关注。